的科学天才《南渡北归》作者岳南聊新作《岳南大中华史》和考古文学那些事儿岁就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马纯潇

凭借一《南渡北归》，但是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他叫王胜，作家岳南持续火了十年。日前，1993年出生，他回归自己“考古文学”老本行，今年刚好28岁。为什么老天能眷顾这位年轻人，推出新作《岳南史》。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有什么过人的履历，这本书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提出采访要求后，能让他在28岁的时候就能成为博士生导师？他的成功履历能给我们家带来怎样的启迪呢？28岁年轻博导，具有浓厚家乡情结的岳南先生与记者“一聊如故”。说完“南渡北归”，“钢铁”是这样炼成的28岁就能当上博导这听上去似乎是天方夜谭，继续“东拉西扯”，但对于一位勤奋的年轻人来说，就他的新作以及当下的考古热、考古文学等话题，这个岁数正好是崭露头角的时候。由于从小天资聪慧，聊了个不亦乐乎。

岳南近照。

关于《南渡北归》——

为了写史，他因此要比同龄人早上一年学，才有了“南渡北归”

记者：岳老师，2010年只有17岁的他便考上了科技学物理系，您最近刚刚出了《岳南史》，但是在聊新书之前我还是想先从《南渡北归》聊起，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南渡北归”就是岳南的标签，甚至“南渡北归”比“岳南”还有名。在“南渡北归”之前您是作家岳南，“南渡北归”之后您就是著名作家岳南了。这种看法对不对？请您谈一谈《南渡北归》给您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岳南：十年前《南渡北归》三卷本出版发行，引起媒体和读者关注，当时媒体做了量报道，记得我连着两个月基本没闲着，整天接待记者或接受相关单位如学与书店等邀请演讲，最后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了，不得不住院接受一种叫做雾化的治疗。

要说著名不著名，这事很难说清楚。记得三十年前我的《风雪定陵》出版的时候，也曾经引起过反响，许多媒体报道或连载，1996年在台湾出版时还获得当年年度好书奖。现在想来真不易呵！这个书在台北出版的第二年，台湾有约三十万人到北京昌平十三陵定陵旅游参观，主要是看考古发掘的定陵地下玄宫和万历帝后的棺椁与陪葬品等，其中分是因为看了我的《风雪定陵》才专程去的，你说我当时是“著名”还是“不著名”？当然，那时发掘定陵的条件不成熟，好多玄宫出土珍贵文物都损坏了，如出土的批丝织品等，甚至连皇帝皇后的尸骨都人为地点火烧掉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后来，北京老山发现了一座汉墓，电视台要直播，专门找我去演播室解说，当时除了我，还有主持人水钧益，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这个直播到现在还有人记得当时的情景，并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记者：您曾经说过最初写作是为了“赚酒钱”，《南渡北归》使您多次登上了作家富豪榜，不知道为您赚了多少酒钱，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茅台自由”？

岳南：在之前我曾对媒体说过，写《风雪定陵》的原始动力是为了嫌个酒钱，与朋友同学们一块喝个酒、聊个天，因为当时对考古这门学问一点不懂，认为就是刨坟掘墓，比较热闹、神秘，属于通俗文学范畴，既然是通俗文学就不必认真对待，写一写，挣几个稿费喝个酒就可以了。但当一进入这个领域，发现压根不是那么回事。考古与发掘遣址遣物特别是发掘型陵寝，这是一件很严肃、严谨，需要好多学问的事，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因而，就对这个事重视了，态度也端正了，当作严肃作品来写，就成了后来家看到的《风雪定陵》。截止到目前，《风雪定陵》的销量应在七十万册左右，港台地区应在十万册左右，另有英文本、韩文本等在海外和地区发行，总体来说，在同体载的书籍中也算是畅销的了。

回到《南渡北归》这套书上来，因为媒体的传播和读者的热心，销量还算好，当年概销售有十几万套，我也拿到了版税收入，当年好像是拿了185万元，在“作家富豪榜”中排第17位。承蒙读者的厚爱，现在这套书每年还保持十万套的销量，总数超过万套，接近四百万册。估计以后十年内还会保持这个销量，再往后，不好说了。

说到版税问题，我拿的这点版税，对普通作家来说算不少了，但实在不值一提。至于“茅台自由”，一是我不想把钱浪费在这个品种的酒上，二是自身还很弱小，房子的贷款与全家的生活必须品如汽车等也花销很，所谓“长安居，不易”，在北京安家生活也是如此，因而，隔三差五能喝个北京产的“二锅头”或家乡诸城产的“密州春”就不错了，至于安丘县景芝产的小老虎（“景阳春”），只有来朋友的时候才敢喝，因为有点贵，不是我这个层次的作家能销费得起的。

记者：在《南渡北归》中您写了非常多的人物，其中哪个人物您最喜欢，哪个最敬佩，有没有哪个人物跟您性格相近？

岳南：我最喜欢的是山东聊城的傅斯年先生，喜欢的原因是他具有山东人的血性，有学问、智慧，敢爱收恨，爱憎分明。在家是孝子，为国是御史，是诤臣，属于不世出的天才和栋梁。我不能说与傅先生的性格相近，我只是敬佩，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傅斯年不仅是山东人的骄傲，而是整个的骄傲，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最光荣的一面。可惜，天不假年，傅斯年五十岁就去世了。

记者：看到有材料说，《南渡北归》实际上是在《岳南史》过程中的产物，请您谈谈这两作品的关系。

岳南：是这样的。我自1990年在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开始涉猎田野考古题材，《风雪定陵》于1991年我毕业的那年出版。之后的三十年，陆陆续续地做着与考古题材有关的访问、写作。2003年，我来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采访，之后又去了四川南的宜宾李庄镇访问。为什么去李庄呢，这是因为我在多年的田野访问中，对遗址发掘的一些问题产生了疑问，如这个土层为何判断是秦汉之前的，这个陶罐为何断定是商前而不是周后，这个建筑遗址为什么是唐代的不是宋代的，等等，考古学者的答案是怎么的出来的？考古学者就告诉我说：“这是我们的老师教的，也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我就问：“你的老师是谁？”年轻一点的就回答：“是夏鼐、苏秉琦、尹达”等等，而老一些的就回答：“是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甚至还有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老师群体，后来从资料上知道，这个群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流亡到长沙、昆明，之后到四川宜宾李庄镇呆了六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这六年可是最危险的六年，对学者们来说也是最艰难的六年，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做学问？等等，我就蒙生了去一探究竟的念头。经过一番访问、勘察，知道了这一个群体的一些情况，并看到了他们当年居住的房屋和留下的一些遗物。经过访问当地群众，有一些老人与这个群体还很熟悉。我当时受感动，就决定写一本书来表彰这个群体在抗战中为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献身与牺牲精神。这样，我回到北京，很快写完了《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惊世记》，接着又写了《李庄往事——抗战时期文化中心纪实》，并于2005年出版。

《李庄往事》完成之后，感到还有好多可歌可泣的人与事没有写进去，于是决定扩而广之，把当时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学这一个群体纳入进来，如此再加工，就慢慢形成了《南渡北归》的初稿。后来修改几次，经过八年的努力，总算于2011年出版发行。

家看到，《南渡北归》中有分是描写考古学家或与之相关的师，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甚至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清华“导师”，以及后来描写的夏鼐、曾昭燏、吴金鼎、石璋如等等，都与当初写作考古题材有关。前几年，我到清华学拜访杨振宁先生，他是当年西南联的学生，对抗战那一群师很熟，他就问我：“岳南，你是学考古的？”我说：“不是”。他有些吃惊地说：“你的书里怎么写了那么多考古学家？写的还很细，我还以为是你学考古的呢。”这个问话，足以说明我最初写的考古题材与《南渡北归》的关系了，到现在，我也认为，考古学家这一个群体是很为当年的知识分子群体增色的，也为《南渡北归》增添了光彩。

岳南在昆明郊外调查西南联教授当年租住的房屋。

岳南在昆明龙头村调查研究院史语所旧址。

岳南在云南蒙自县西南联分校旧址

关于《岳南史》——

要是你以前见过，我还啰嗦啥

记者：您在《岳南史》之前，已经出过多写考古发掘、考古遗址题材的作品，这新书和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又有什么关联吗？

岳南：之前写了十几田野考古发掘题材的作品，如刚才提到的《风雪定陵》，另外还有《寻找祖先》《复活的军团》《西汉孤魂》《遭遇兵圣》《千古学案》《日暮皇陵》等等，这些作品都是一本书讲一个遗址或陵寝的发掘，除了描述发现发掘过程，还要详细介绍出土或被劫掠破坏的文物。如果用戏剧类比，就像是独幕剧，人物、故事、唱词唱腔或布景都是独立的，演完就谢幕了。而《岳南史》则不同，它是一个多幕剧，或电视连续剧，每一幕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文明，当然也有故事。自人类的起源猿人起，经智人——人——创造文化的人——创造文明的人——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这样下来，用发现发掘的遗址遗物或帝王陵寝连成一条线，就是的历史。有人说这个角度比较刁，以前没见过这个写法的，我说，那就对了。以前见过，我还来罗嗦个啥。

记者：在写《史》的过程中，您采访了量的人和事。我想问的是，你成名之后可能很多人会乐意接受您的采访，在您成名之前或者名气不的时候，有人会不愿意接受采访吗？被拒绝的时候您是怎样最终突破的呢？

岳南：这个感觉不是很。我以前当记者，都是以记者名义采访当事人的，有的人不乐意接受采访，是因为他本身的性格可能就是那样，或者刚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否则都还是很配合的。现在名气一点了，也不是人人乐意接受采访，有的人观点与你不一致，一听你的名字就扣电话或直接拒绝了。这世间就是这样，有些事不是名气可能解决的。比如我的学长李存葆和莫言都有相似的经历。李存葆在写出《高山下的花环》之后火得不得了，全国老幼皆知，但他采访也吃过闭门羹。再如莫言，《红高梁》小说与电影面世后名声已经不小，但他出差还是拿着原来的记者证，直到他获诺贝尔奖，有的网友对此提出批评，他才上交了这个证。从侧面也可看出，这个记者证比作家证好使得多。

记者：您曾经说过自己不是考古学家，那您在写相关遗址或者发掘过程的时候，会去阅读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吗？你自己能看懂吗？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类似“专业咨询顾问”的角色？

岳南：写作这类题材，一是采访，二是看发掘资料，二者不可或缺。多数资料能看懂，遇到一些技术性或专业性特别强的，要请教专家，比如碳14测年技术，比如古老的帛书、竹简文字等，没有专家指导是不行的。我是随时向相关专家请教，没有专业的“咨询顾问”。

记者：您在《岳南史》中着重写了12个著名的考古遗址，其中哪一个遗址有什么故事是您最愿意跟读者分享的？

岳南：要说故事，都是考古发掘人员遇到的，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从发现到发掘，其间经过了很多曲折，先是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在骊山下农田打井发现瓦爷（陶制人头）与断臂，后来又发现了零碎的青铜箭头。一个叫房树民的水管员发现情况后上报，县文化馆派赵康民到西杨村调查，认定是文物，请社员装了一架子车瓦爷残品拉到文化馆修复，一个妻子在临潼文化馆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叫蔺安稳，到文化馆参观发现了修复的兵马俑，于是写了一篇内参，惊动了上层，文化才与陕西方面联系，考古队前往发掘，这才有了秦始皇兵马俑坑的横空出世。

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打井的农民中有一个特别“机智”的人，他把挖出的青铜箭头收拢起来，先是埋在土里不吭声，休工后悄悄卖给当地供销社，得了二元一角钱，买了好几包还有其他的东西，后来这批箭头不知所终。卖箭头的这个农民名叫杨志发，后来被传为发现兵马俑第一人。

1998年的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时，专门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并说一定要见一见“兵马俑发现第一人杨志发”。陕西有关方面得到通知，火速从西杨村请来杨志发，克林顿一见老农杨志发激动不已，紧握着老人的手要求给他签名，可老杨没念过书不会写字，平生更没见过这么庞的官方场面，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只好哆哆嗦嗦地在本子上给克林顿画了3个小圆圈，克林顿见之为赞叹：“你画了一个圈就发现了兵马俑，这要划三个圈还了得。”

随后，克林顿又问杨志发当年发现兵马俑的感想，杨志发想了想，用右手食指在地上画了一个的圈，最后在圈中重重的点了一下。克林顿看了摇摇头表示不懂，通过翻译启发，杨志发解释说：“圈表示之，重重的点表示地下宝藏很多，秦兵马俑只是其中的一点，我只是农民的一分子，没有一点特别的。”克林顿听后树起拇指，连夸地物博，人，农民心胸更。克林顿走后，杨志发被请到博物馆学写字，坐在给游客签字盖章，成为明星一样的人物。

1993年，岳南与当年打井发现兵马俑之一人杨志发合影于秦俑博物馆

关于考古文学——

避开莫言，沿着小道走下去

记者：这故事确实精彩。咱们再说回您的作品，从您当初的《风雪定陵》到《南渡北归》再到《岳南史》，我一直有个疑惑，这些作品到底属于什么体裁？它肯定不是学术著作，也肯定不是小说，与报告文学接近但又不完全像印象中的报告文学。您是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归类的？当初《南渡北归》曾经落选鲁迅文学奖，是不是与其体裁的“四不像”有关系？据说现在有了“考古文学”这个名称，甚至有了相关组织，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命名？

岳南：这个品种，用规范来说应是纪实文学，用西方语言和规范描述，应叫做非虚构文学。当年参评鲁迅文学奖，我报的是“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项目，当年评选是位列前十名的，后来落选了，据说与体裁无关，而与内容有些关系。有一个来自山东学的评委转告我，如果当年拿第一《南渡》评选就会得中。至于“考古文学”之类，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叫法，并不能代表一个的文学品种，如当年的“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墙文学”“打工文学”等等一样，成不了气候，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叫什么文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文字表现作者眼中的人与事。

记者：您当初上过作家班，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多数作家一样写家认为“正儿八经”的小说，而是走上了“考古文学”之路？是因为觉得写小说写不过你们邻县的莫言，才另辟蹊径的吗？

岳南：是。像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我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也发表了一些，但都没成气候。1989年由山东武警总队政治考入北京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那时比我高两级的学长莫言已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并引起轰动，而另一位学长李存葆更是早就因《高山下的花环》引起轰动。我思忖再三，也练再三，认为诗歌、散文、小说、编剧都不是我的强项，唯纪实类题材尚可一试，或与同行争雄，于是开始以纪实文学为业，着手创作《风雪定陵》，现在算来，已三十年矣。自认为这一样式适合自己，于是决定继续沿此小道走下去。

记者：不得不说，与您的考古文学作品相比，《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文学”一样很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请问您如何看待盗墓文学？如果和盗墓文学打擂，您有信心获胜吗？

岳南：前些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说那是“厕所文学”，于是有人不满意这种提法，现在我就不再说了。但按文学类划分，一个是虚构的小说，一是非虚构的纪实，二者没有可比性，也就不存在打什么擂台了。不管是什么文学样式，只要能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读者喜欢就好了。

记者：您如何看待眼下考古热？您如何看待你的考古文学作品和考古热的关系？是您的作品催生了考古热，还是考古热使您的作品更火了？

岳南：当下的考古热与时代气候有关系，并不是我的作品催生的，因为人要找到自信，就需要从历史中去寻找，历史需要考古学的证实，因而当考古学证实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盛之后，反过来又催生了今天人们对文化复兴的信心。如果说我的作品能火起来，与时代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记者：您作为作家写考古，和考古学者写考古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考古学者许宏说要向您学讲故事，也写更多畅销的作品，您看过他的书吗？如果和他竞争你有信心获胜吗？

岳南：与考古学家写考古题材相比，我没有什么优势，因为毕竟是外行，有些事非内行不能通解和透解，我是摸着一些皮毛在写作，而像考古学家许宏老师则是浸在内写作，他更知道考古的分寸，也能更好地把握每一个考古遗址的内容。我只是善于讲一点故事，但故事谁都会讲，只是有些考古学家不讲罢了。说到文笔，我们从小学就开始练作文，高中生的语言基本成形了，稍加练就可写作。因而，如果我与许宏老师竟争，完全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或者可以说，我写的东西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过时了，没人读了，而许宏老师写的东西再过五十年，甚至年都不过时，所以，你提到许宏老师，我是很佩服的。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向许先生学，哪怕靠近一步也好。

记者：《岳南史》之后，您还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下作品是什么，约什么时间跟读者见面？

岳南：现在家看到的《岳南史》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粗线条的连接，细的方面和光滑的线条并没有建立起来，如《岳南史》中的宋代、元代等朝代就没有描述，这是由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有代表性的遗址、遗物来加以阐述发挥，这个工作还要做下去，准备采访考察五十个左右的遗址，以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把的文化史、文明史有机地串联起来，从形式到内容确实是一史书的样子，估计整个《岳南史》完成还需要四或更多，当然最多不超过十，如此就较为完善了。现在手头还有一“国立剧专”的稿子在撰写中，估计后年开始，就可转过身投入到史的访问写作中来了。要做完这个工作，计划需要十年时间，即2031年可完成。

记者：您是诸城人，作为老乡想跟山东的读者说点什么吗？

岳南：我今天的这点成就，是诸城乃至山东的父老乡亲与队领导还有新闻界、文学界前辈辛勤栽培的结果，我永远心怀感念。

我三十岁之前是在家乡山东度过的，1982年离开诸城贾悦镇西拐庄，到日照武警边防服役。1985年武警济南指挥学校毕业提干后，又奉调济南，在《众日报》后边那个院子，即现在的泺源街1号山东武警总队政治宣传处工作了八年，为队做宣传工作，每年都要下队采访好人好事与官兵的工作情况，有的写成新闻或专题稿件投到报社，除北京的报刊外，更多的是在《众日报》、《齐鲁晚报》发表，队领导、同事对我的成长给予很的关怀，报社的编辑们给予我很鼓励与提携，如《众日报》的李瑞成等都是我的指导老师，经常给我新闻业务上的指导，使我的稿件能在报上不断发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同事到青岛武警边防队采访，得知流亭机场一架客机起飞后前轮甩掉，执勤的武警战士发现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立即通知飞机降落，从而避免了一场重恶性事故。这个事我们写成一篇新闻稿，在《齐鲁晚报》头版头条发表，引起很反响。——尽管这事过去许多年了，至今难以忘怀。

记者：能够感受到你对家乡的深厚感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新作卖，也期待您下一作品尽早面世。

岳南在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发掘点.当地文物门人员（右）交流。

标签：南渡北归 岳南大中华史 岳南 考古 风雪定陵 写作 作家 山东聊城 李庄往事 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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