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文化从业者,持续学和知识沉淀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是一些文化从业者的必读书单,希望能为你的专业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1. 《人类简史》(尤瓦尔·赫拉利著)这本书从宏观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人类文明的演进,涉及生物
临终前，论述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殊性、优越性以及脆弱性，他写下杂记《写于深夜里》。他还曾有过一种设想，同时从本科教育、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三方面阐述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即取‘夜记’的形式写一组杂感，作者反复强调的重要性，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学者林贤治在最新出版的《鲁迅选集》评注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前言中写道。鲁迅一生叙说的，认为纵使过程困难重重，都是的夜。作为启蒙思想者，但创新仍是教育发展的强动力。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和借鉴的案例。通过借鉴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生活在夜的深处、挥动火把的鲁迅，来解决我国教育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究竟给我们映照出了什么？
林志贤评注本 《鲁迅选集》。
在《鲁迅选集》评注本中，促进我国教育发展，林贤治把鲁迅的文本分为八类，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文学的读法》『2021.10出版，主要是以文体划界。
与别的选本不同的是，豆瓣评分8.7，林贤治把“评论”从杂文中抽取出来，在这本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书中，令其独立存在；此外，一些杂文也被放进散文中间。不同的侧面，构成了鲁迅自身的丰富性。
在鲁迅那里，公共性与私隐性是有所区别的。鲁迅对敌对友固然憎爱分明，但他也说过，他对他人和对自己有时是很两样的。我们该如何看待鲁迅的不同文章，又该如何理解这位的守夜人？
据此，《新周刊》专访了学者林贤治，以下为《新周刊》采访实录。
多元的文体代表着鲁迅不同的侧面
2021年9月25日，上海虹口区设立多处鲁迅的主题景点。（图 / 视觉）
《新周刊》：您在写鲁迅传记时，曾经说过这是一个与鲁迅对话的过程。这是一场怎样的心灵对话？您从鲁迅那里获得了哪些共鸣与指引？
林贤治：写鲁迅传记，必须回到鲁迅那里。我写传时，正值“清污”运动受到批判之后，孤独、苦闷，试图寻找心灵的保护和精神的支持。
以我阅读的经验，在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帮助我，除了鲁迅。我从他那里寻找思想和人格的力量，我的问题，每每从他那里得到确切的回答。阅读和被阅读，便构成了“对话”。
学者林志贤通过鲁迅的作品与鲁迅“对话”。
《新周刊》：鲁迅的杂文最典型的特征有哪些？为什么说鲁迅是写杂文的天才？
林贤治：说到鲁迅杂文的特点，内容深博，体式多样，很难一言以蔽之。
就内容论，有偏重文化性质的，意在“刨祖坟”，如《坟》及“且介亭”系列，多用文史知识，比较、暗示、影射，以古证今。有偏重新闻性的，材料多从报章中来，表现了鲁迅高度的政治敏感，迅捷，灵活机变，即所谓“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如《伪自由书》。
有论战性的，此类文字最见鲁迅的丰采。瞿秋白说，鲁迅的“私敌”如章士钊、陈西滢一流名字，就是不同的文化符号，具有典型的意义。那些论战性的文章量使用反语、互文、“春秋笔法”，如《华盖集》《华盖集续篇》，郁达夫高度评价，说是阅读它们，有一种如喝毒酒而不怕死的特殊风味。
还有一些富于诗性、哲理性的分，蒙田式的，多警句隽语，如《热风》。其他集子也多收有这类篇什，如《长城》《夏三虫》《忽然想到》《小杂感》《半夏小集》等。
还有将琐闻、广告、剪报、便条信手拈来，拼贴成文者，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鲁迅杂文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偏激性，以片面体现深刻。
总体而言，鲁迅的杂文是文化随笔，有着巨量的知识材料的累积，有如深厚的积雨云，而敏锐的思想、诗人般的灵感、随时激发的幽默感，直如云层中迸射的眩目的闪电。思想由历练而来，神秘感、诗感与幽默感则与个人气质有关，能够把这一切统合起来而赋予一种创造性，这正是无法仿效和复制的天才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是文化随笔，有着巨量的知识材料的累积。
《新周刊》：与杂文相对照，评论是另一种“利刃”，它所反映出来的鲁迅与前者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
林贤治：杂文是游击战、壕堑战，用的是短火、；评论是正规战、阵地战，使用的是机关和迫击炮。举个例子，像对付梁实秋，取杂文，则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取评论，则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的杂文与评论，风格不同但“火力”相当。
《新周刊》：书信不仅有文学价值，也有文献价值，鲁迅的书信呈现出什么风格特点？通过书信，可以还原出鲁迅的哪些侧面？
林贤治：书信无疑带有私隐性质。读鲁迅书信，确能发现不少为他公表的文章所没有的内容——不但有助于知人论世，其中文字，也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如论世，他在厦与许广平通信时，涉及他对国民及南方的拥护态度；及至20世纪30年代，则有量书信揭露国民的书报审查制度。
如知人，他在信中基本肯定周作人的自寿诗，而这些诗，当时是被胡风等左派人士群起攻击的。
鲁迅向曹聚仁建议林语堂翻译英美文学名著，分明以朋友视之；对郭沫若、茅盾有多处评语，态度未尽友善；及于周扬，则语多愤懑之词。此外，鲁迅的书信语言文白夹杂，凝练柔韧，别是一番风味。他与许广平恋爱期间的通信，炽热、活泼，且赋深情，是同类书信中少见的。
《鲁迅书信选》。
《新周刊》：您提到过，像鲁迅这样细微描画小人物的寂寞，在作家中几乎没有，就是在世界作家中也非常少见。鲁迅笔下的小人物有着怎样不同的寂寞？这些寂寞的本源是出自鲁迅自己吗？
林贤治：鲁迅笔下的小人物，内心常常是寂寞的：阿Q、单四嫂子、祥林嫂……寂寞与痛苦不同，痛苦是一种非常敏锐、强烈、深切的情感反应，而寂寞则把不幸在感受中给钝化了。在鲁迅小说中，不幸的小人物从来不曾表现出痛苦的形态，这不是偶然的。在这里，关于寂寞的描写，除了同情，恐怕还含有一定的批判成分在内。我特别喜欢《在酒楼上》。我喜欢那种调子，寂寞又惆怅。
鲁迅笔下的小人物，内心常常是寂寞的。
鲁迅不只有批判，还有爱与温情
《新周刊》：在鲁迅的小说中，有“铁屋子”和“荒原”两个常见的意象，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敞开的，但无论坠入哪一个，都让人无措。这反映了鲁迅对当时社会以及国民性有着怎样的洞察与态度？
林贤治：“铁屋子”就时代、就社会而言，指的是公共空间；而“荒原”，则是他比喻自身的处境，或借以状写感觉中的世界。
“铁屋子”，很容易使人想起波普尔的《社会及其敌人》；而《荒原》，则有美国的另一本书相对应——《孤独的人群》。国民的形象，在鲁迅眼中是闭塞的、愚昧的、孱弱的、麻木的、卑怯的、自的，甚至是冷酷的，是历代统治者“酷的教育”的结果。
所以，他写阿Q，就说是“画国民的魂灵”。
学者林贤治参与评注的《鲁迅选集》。（图 / 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在改造国民性这一宏命题上，鲁迅发生过哪些认知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
林贤治：鲁迅对国民性的认知，前后确有较的变化，究其原因，一者来自环境，二者来自新知。他早期相信进化论，后来发现它的“偏颇”，于是从国外社会科学著作中汲取阶级论的成分以为“救正”。在过去的斗争中，敌我阵线分明，殊不知到后来，我中有敌，竟至于不得不“横站着作战”。
鲁迅对国民性的认知，前后确有较的变化。
《新周刊》：鲁迅思想的基本倾向是怀疑一切。虽然鲁迅内心不免阴暗甚至刻毒，鲁迅批判一切故作姿态的事物和制度，但是鲁迅又是温情的，因为鲁迅时刻关心着底层民众的生活冷暖。在鲁迅的文字中，是如何将这两者体现出来的？
林贤治：鲁迅的温情是固有的、本体的、自然的，是对爱的皈依。他批判社会及“黑暗的动物”，是因为所有这些造成爱的损毁。他说过 “憎根于爱”，文字中，他很少直接表达爱，更多的是憎，是复仇，而爱自在其中。
鲁迅的温情是固有的、本体的、自然的，是对爱的皈依。
《新周刊》：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鲁迅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这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什么才可以称之为“彻底”？
林贤治：鲁迅从事的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攻击的目标过于广，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这就注定了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他提倡“韧战”，呼唤“精神界之战士”，不忘“培养新的战士”，都是因为他深知“战斗正未有穷期”。
他深入发掘和暴露专制文化制度的本质，对于暴君及其御用的意识形态代表，论战起来，总是设法扯下“义旗”，剥掉伪装，撕破“面子”，使之穷尽形相。比如前期对北洋及其叭儿的斗争，所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著名的“打落水狗”命题；又就女师事件回击“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徐志摩等写的《不是信》，拒绝对方关于“休战”的请求，声明“我还不能带住”，都可见鲁迅斗争的彻底性。他写的“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是这方面最简括的写照。
1928年3月22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家中。（图 / 视觉）
历史的延长，让人更加认识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
《新周刊》：鲁迅为什么喜欢翻译俄国与东欧一些小国的作品？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反抗吗？
林贤治：鲁迅喜欢翻译俄国及东欧小国的作品，一者可能少人问津；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些与社会的情境相仿佛：专制、黑暗，备受压迫和凌侮，翻译过来，希望引起广读者的共鸣。
鲁迅还是一位翻译家。
《新周刊》：当年，鲁迅如何看待与剖析的知识分子？
林贤治：鲁迅的知识分子论，在《鲁迅全集》中分量不小。总的说来，说“坏话”多，说“好话”少。说话时，每每拿俄国知识分子做比较，慨叹于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鲁迅的知识分子论，在《鲁迅全集》中分量不小。
《新周刊》：作为思想家而非文学家的鲁迅，如何用一生来履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及对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构建与申诉？鲁迅的思想具有哪些历史超越性？
林贤治：严格说，不是因为鲁迅超越了历史，而是因为历史自身的延长。鲁迅的存在，确实很好地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观念人”的特质：一、自由、独立，不结盟主义；二、致力于社会改造；三、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四、反抗的、批判的、不驯的；五、不顾利害，看重信仰、操守、政治道德，特别憎恶投机主义。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虹口度过的。
《新周刊》：您写过《鲁迅的最后十年》，为什么您要将鲁迅生命中最后的这段时间单独挑出来？这十年在鲁迅的一生中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林贤治：我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单挑鲁迅一生的最后分，是因为在这个时段中，社会环境最复杂，历史内涵也最丰富。鲁迅此时的生存境遇，以及他所作的“绝望的抗战”，有足够多的提供我们思考的东西。
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
《新周刊》：您为什么说“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读鲁迅？
林贤治：“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意思是说，鲁迅存在的意义在新世纪里不但不消退，甚至可能随着思想的萎缩、道德的卑贱化而更加显示其力量。
历史是变化的，但也是连续的，文化有它的传承性。许多历史断片，以致完整的框架遗落原处，而这些都不会很快地随同一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
鲁迅怀疑的、批判的目光穿透这一切，其深刻性，将在许多方面启示我们，加深或改变我们的认识。此外，鲁迅著作有许多“超时代”的成分，譬如爱、自由精神、人道主义，还有他的文学语言、作品的形式美，等等。这些独立于特殊的政治语境之外的、人性的、人格的、艺术的分，也将融入并重铸我们的心灵，作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另一分而永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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